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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周刊Rise Weekly编辑 Icy Shui编译）自由党政府计划接纳25000名中亚难民，其中很多人都需要精神健康方面的服务，但是这些服务已经被斯蒂芬·哈珀的保守党政府削减了许多。围绕这个事件的讨论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已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多年，但在情感和心理上仍备受折磨的移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又如何呢？请看《高度》周刊的深度报道。

移民生存状况：一言难尽

“啊，我不想再看见你那副表情！”，Maria一进家门，她儿子就这么冲她喊了一句，翻了个白眼，然后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已然厌倦了母亲那一成不变的模样—沮丧的眼神和紧蹙的眉头。

那是15年前的事了，可是直到今天，她还是不能忘记儿子的这声喊。

Maria来自墨西哥，今年59岁。2000年，移民加拿大3年的她得了焦虑症，后来转成抑郁。“我一直哭，害怕，非常非常害怕，因为害怕，变得抑郁，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像我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她摇着头说。

现在Maria哭的少多了，但是她的双眼还是不时的浮肿，一部分原因是她的工作时间，每天凌晨4：30就在一家药店打卡上班，5小时的上货工作结束后，她匆忙赶回家。到了中午，如果她愿意，就可以用睡觉来打发剩余的时间，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她就是这么做的。

Maria靠吃Paxil来控制她的抑郁和焦虑。有些日子，下班后，她会强迫自己不要睡觉，干些家务，看看新闻或者在丈夫上班前一起吃午饭，可她还是不规律的昏睡。Maria组织能力很好，在药房工作的时候，很快就能把装着乳液和香波的瓶瓶罐罐整齐地码放在美容部的货架上，顾客开始上门的时候，她已经消失了。Maria毕业于墨西哥一所大学的建筑系。

移民的生存状态正在开始受到关注，作家Sunjeev Sahota最近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除非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没有人会愿意背井离乡。”

那么，加拿大及其卫生健康体系有没有在努力满足移民们的长期需求呢？

Rajesh（化名）的难过并不是大家看得见的。八月的一个夜晚，他被一家庇护所拒之门外，不得不找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栖身，来加拿大已经13年了，看看自己如今的处境，他不禁悲从中来。

刚来那会，他满怀希望、雄心勃勃。但是一年年过去了，入门级的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现在他又一次身无分文，等待领取失业保险金，这样的窘迫境遇至少是第五次了。

第二天，Rajesh在那家庇护所等到了一个床位，然后他就回到卑诗大学市中心校区，2013年6月以来他一直在这里学习“特许专业会计师”的课程。

Rajesh来自印度，40多岁，身材结实，移民前就已经拥有了会计师学位，来了加拿大，边学习边打工养活自己，非常的不容易，后来工作丢了，随之而来也失去了一切。在那些日子里，伴随着他的只有一个背包，在庇护所睡觉的时候他把背包放在枕头旁，这样就不会被偷，“我感觉压力大极了，”他承认。有的时候，他曾跟同学暗示晚上没地方睡觉，希望有人会借一张沙发给他，然而没有人帮他。

移民加拿大：机遇之国

由于移民前要先行接受健康检查，因此新移民们刚到加拿大时，往往整体健康状况良好，然而，从落地那一刻起，他们就需要应对种种问题，这往往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慢慢地，初到加拿大的健康优势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根据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的一项统计，在加拿大居住了2至4年的移民，每10人中就有3个出现了刚到加拿大时完全没有的情感方面的问题。专家把这个现象称作“健康移民效应”。

移民会遇到很多挑战，包括无法在擅长的专业领域找到工作，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很多人不得不去做时薪最低的“生存”类工作，再加上在一个新国度里开始新生活的压力，使得不少移民在来加的头一个十年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甚至更糟。相对于当初他们对新生活的期许，这好像是一种背叛，也导致了“令人无法接受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前就业和社会发展部长杰森.康尼（Jason Kenny）在2014年温哥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联邦政府应对这个问题的主要措施就是在2015年1月推出“快速通道”新移民计划，把具有专业技能的新移民与现有的工作机会进行匹配。对已经在加拿大生活的永久居民，政府也启动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允许申请贷款，用以支付评估和认证国外的学历和资质。

然而，在2012年，同样是这位前部长杰森.康尼（Jason Kenny）取消了加拿大-卑斯省移民协议，移民服务机构经费被削减，一些服务项目被取消，比如移民和难民精神创伤服务项目。2014年，由加拿大移民公民部拨款、提供9种语言服务的多元文化精神健康项目被并入温哥华总医院门诊部，在此之前，移民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跟会讲母语的专业人士对话，现在他们得拨打医院门诊部电话，不会英语的，还得等翻译；另外，必须要有家庭医生的转介，等候治疗人数众多，就算轮到了也只能接受短期治疗。

一项新移民计划的成效，一般要经过5年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快速通道”能不能真的降低新移民的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引发的包括精神疾病在内的各种问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那些已经在加拿大、生活窘迫、压力巨大、可求助渠道日益减少的移民们，他们的状况又怎么样呢？

移民生活：工作环境和精神健康

专为移民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机构被关闭之后，这部分工作被转到了家庭医生那里，已经不堪重负的他们，现在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病例，而且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会增加其复杂性。

Maria得抑郁症那会儿，移民精神健康服务机构还存在，但她还是选择了去找会说西班牙语的家庭医生看病、开抗抑郁的处方药。她依旧去看这位家庭医生，“请帮帮我吧，我真的太难受了”，她还记得这么跟家庭医生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还在墨西哥的Maria曾经经历了短暂的抑郁，当时跟家里人在如何养育孩子方面有分歧，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利率几乎每天都在上扬，工资水平却几乎下降60%，夫妻俩经营的一家儿童服装店也难以为继。这些压垮了Maria, 她后来去看了心理医生，6个月的治疗之后，她好起来了，又当起了妈妈，努力经营服装店，还在寻找机会成立一间建筑设计工作室，同时也开始考虑移民。

只用1年时间他们就通过“企业家移民”渠道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1996年12月他们来到温哥华。

主申请人Maria的丈夫，一边在一家餐馆当洗碗工，一边申请在Lonsdale码头开一家墨西哥手工艺品的小店。等小店开张，他就两头跑。Maria尽可能的在小店帮忙，同时还要学英语，带两个不到13岁的孩子。来加拿大前他们出售了2辆卡车、2部小车、1间公寓、1块地皮，还有服装店，可是积蓄很快被消耗了，工艺品小店不久也倒闭了—政府调查显示，移民创业失败非常普遍。

Maria的丈夫又开始找工作，他原本是做贸易的，来加拿大后还在BCIT再次进修过贸易课程，但还是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一边在餐馆洗碗，一边又打了第2份工，一开始是销售，后来卖彩票，然后是送快递。“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太难了，因为总是问我们要加拿大的工作经验，”Maria说。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她的手臂经常会剧烈颤抖。“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安。”上英语课的时候，她曾多次发病，“大家看着我，好像在问‘她怎么了’，然后就开始笑，”Maria说。于是她哭着回家，在家里哭，第二天哭着去学校。每次老师布置写作文，抑郁总是她的首选作文题目。

在家里，她总是偷偷跑到房子外面去哭，这样她的2个孩子就看不到。有些日子，根本不想起床。“我记得，女儿进来问我怎么了，我只能告诉他们我特别想念过去的那个家。”她觉得跟2个未满13岁的孩子解释她的复杂状况太难了。

多伦多移民安家研究中心创始人Morton Beiser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在研究加拿大移民的精神健康状态。他认为，在评估个体案例的时候，都应该把遗传因素和移民前就可能承受的压力考虑进去。

但是，精神病学家们认为，移民来到加拿大后，由于要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健康状况会下降，比如要学习如何使用银行系统、写简历、怎样应答潜在雇主打来的电话，这些加在一起，会让很多移民在没有安全感的同时，也倍感无能。

专家们说，有的移民无论是回到祖国还是住在加拿大都感到心神不宁，这威胁到了他们对身份的认知，导致很多人自暴自弃，在经济类移民中这种情况更多，因为他们在祖国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而现在却丧失了社会地位，比如昔日的经理变成了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在为加拿大移民公民部所做的一份名为“谁在加拿大当出租车司机”的调查中，作者Li Xu披露，有超过13000名出租车司机，在移民前就获取了工程、计算机科学、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大专或大学学历。

把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归结为移民代价的一部分，只是让我们摆脱责任的一种说辞，Morton Beiser认为，他的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阻碍新移民获得各种机会的结构性障碍，特别是就业方面的结构性障碍，是额外的压力源。

“当文化适应改变了志向，而实现梦想的渠道又很少的时候，精神就很可能出现问题，”Beiser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多年研究中，最常见的精神疾病就是抑郁。根据加拿大移民和公民部的一份报告，截至到2012年，移民加拿大2至4年的人群中，有1/4男性和1/3女性感受到长久的悲伤、抑郁和孤独。

在Beiser看来，情况常常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没有机会获得合适的工作渐渐导致绝望，而绝望又使得移民丧失了继续寻找工作、回归原先职业生涯的动力。“作为一个支持移民的国家，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防止这些导致精神疾病因素的发生。”

加拿大工作经验：常常难以跨越

“‘加拿大工作经验’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了一个问题，我已经深恶痛绝。如果没人给我工作，我又怎么能获得加拿大工作经验？”Maria说。她发现，墨西哥的建筑学学位，在加拿大只不过是一纸文凭而已，她于是决定要重返校园。但是，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她，首先必须要进修英语才能在温哥华找到工作，2002年她完成了英语学习，然后重新学习计算机设计，希望有一天可以重回建筑设计行业。

完成了温哥华社区学院的课程后，她参加了20多个面试，仍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听从了孩子们的建议，只要有工作，不论做什么，她都说“好的”。换了几个临时工作之后，她终于进了一家儿童鞋厂当缝纫师，尽管她并没有缝纫经验。无论老板提什么要求，她总说“好的”，于是最终就被调到了质量监控部门。征得老板的同意，她运用专业设计软件，对原本很不合理的办公区域进行重新规划、布置，工作起来更方便了。老板看到Maria的能力后，让她参与决定材料的大小尺寸，比如弹簧弹性的范围，直到后来让她负责撰写材料尺寸手册。但是2009年，这家工厂搬去了中国，所有员工被解雇，Maria的自信被击的粉碎，“我又年长了几岁，谁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次用到我的专业技能。”

她的担忧不幸成真了，就算有专业就业机构的帮助，她也没能得到第二个机会，于是她又开始对所有的工作说“好的”，4年前，一家药店给了她店员的职位，她毫不犹豫地去了。

这份工作让她浑身的关节疼，休息天她尽量避免经过药店，很少跟同事交流，但哪怕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她也不得不做下去，这不仅仅是为一份收入，更重要是为了能活着。然而，忙碌并没能帮助她摆脱抗抑郁药，“我又焦虑了，可我跟自己说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了！”

她读很多书，包括“怎样战胜焦虑”，对于她而言，信息就是力量。“怎样战胜焦虑”教会她掌控自己的生活。“阅读让你更懂自己，更会用正确的观点来做更好的选择，”她笑着说。这个方法，让她终于不再问自己“为什么承受这一切的是我？”

移民人生：没有简单的答案

“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简单的答案”，卑斯大学“迁移和安家”教授Daniel Hiebert说，联邦政府经常就移民政策来咨询这位学者。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个人离开某种文化、教育和工作体系，来到加拿大，是可以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似的继续生活的？一切都变了：工作语言、工作性质、技能定义都变了，所以预期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是合情合理的，”他说。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方法是，承认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围绕着用移民来填补劳动力市场空缺这一出发点而制定并调整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从一个劳动力市场相对顺利地转移到另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机制。”

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显示，已经安顿下来的拥有大学学历的移民当中，大约有一半的人从事的工作并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这通常也意味着，他们的薪资与能力不匹配，且与同等教育水平的加拿大人相比，挣的也少，人口普查显示，在城区，移民的工资水平只是相同教育背景的加拿大本地人的1/3；而10位女性中有6人、男性有4人找不到工作。这些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是大专或大学毕业。

经验类移民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将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和家庭幸福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严肃对待这些问题，”教授说。

因此，政府在2007年成立了国外资质认证办公室，并在其之下启动了一系列的计划。同时，政府还拨款开设免费英语培训课程，向私立移民安家服务机构提供项目经费。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帮助移民更容易进入本地劳动力市场，并为他们和雇主之间架起桥梁。

然而，招聘单位却只看重加拿大境内的工作经验，同时，移民的学历还必须得到本地一家有资质机构的认证，这需要时间和费用。

Hiebert教授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政府的移民审核评分机制给了移民们希望。“这个评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合同，换句话说，移民们以为，我们满足了你的各项要求，你就应该签署合同，然而政府事实上无法签署这份合同，政府没有能力、也无法提供工作机会，”他说。

Hiebert教授的观点在Rajesh那里得到了证实。“移民面试之后，应该有人跟你说，你的这些资质在加拿大毫无价值，你还愿意移民加拿大吗？”Rajesh说。如果当初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回答“是的，我要来”，来了之后就会选择直接进入加拿大的大学学习。可是当初并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来加拿大13年后，他还在苦苦挣扎着修会计师学位，也常常因为学习而误工，有时甚至囊中羞涩到只够在早上喝杯咖啡或者晚上吃点米饭。

住在庇护所，他又不得整晚听陌生人打鼾，早上起床再看着一大堆人排队刷牙，只要在公共区域，就不停有人问他用手提电脑在干吗。一大早就要去学校占位置，晚上必须在11：30熄灯之前回到庇护所，否则床位就没有了。“真是浪费时间啊，我本该在学习的，我周末有个重要考试，”每天他都这么想。他很努力，但还是差5分没能通过考试，于是那个夏天他再也没有回到教室。

坚韧不拔的移民们：脚下之路不一帆风顺

坚韧常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的性格特点，比如充满希望、愿意寻求并接受帮助、开发资源、建立关系、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按照这些定义来移民的话，他们是坚韧的，或者说他们学会了坚韧。在无法找到专业工作后，很多人感觉到了地狱边缘（物质和生存的不确定性），然后才学会了坚韧。

Andrea Sola是一位临床心理顾问，为移民和难民提供服务已经有十年了。“通常我的病人会问，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样，什么时候会最遭？”在她看来，“最糟糕”那一刻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是身体上的，比如突发心脏病，有的是精神上的，比如抑郁，可能是多年的忧心忡忡、挣扎度日、无法入睡、焦虑和压力所带来的结果。

她强调，要想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就必须有相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专业人士提供指导，包括让新移民知道，会有他们没有预想到的各种情况发生，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安顿下来这个过程有其独特性，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对精神健康的理解也不同等等。对于日益减少的针对移民的各类服务，她表示担忧。

其它研究报告也显示，雇主不认可学历资质，口音浓重等等都会给移民带来负面影响和悲观情绪，因此移民需要特殊的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

因此，Sola反对由家庭医生来提供精神健康服务。“那只能是应急服务，危机干预、用药、送急诊病房。这样的应急服务会给社会造成额外负担，而且因为缺乏跟进、复诊，旧病复发的概率很高。”

Maria还在温哥华社区学院学习时，曾使用过学院的心理咨询服务，寄希望可以用心理咨询替代服用抗抑郁药物，但是没有成功，“也许是语言的问题吧，我不知道，”她说。这次不成功的经历，让她对其它服务也失去了兴趣和信心，决定还是继续服药。同时，只要工作之后没有睡觉，她会跟丈夫继续大量阅读有关焦虑管理的书籍。“如果想改变，你得从自身开始，”她说。

现在的Rajesh在Burnaby租了一个房间，每天离开家门的时候总是打扮的整整齐齐：黑西装、银领带、大背头。几番努力之后，他终于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里得到了一个实习机会，“现在有起床的理由了，”每次穿过树林去天车站的时候，他总是这么想。

尽管没有工资，他还是很高兴。由于工作时间灵活，他可以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最终他想当个审计员。他走进了Joyce天车站附近的一家Tim Hortons，买了一杯黑咖啡，开心地笑了。

Maria也喜欢Tim Hortons的咖啡，间或也会在同一家咖啡店买上一杯，在连续5个小时的摆货和贴价签之后，奖励一下自己。Rajesh也在同一家药店的美容部做过相同的工作，却总是拿不住那些瓶瓶罐罐。

Maria和Rajesh并不相识，虽然在同一家药店工作，时间却不同。然而他们走过的路却是相似的，就像很多移民一样，他们经历了失业的黑暗，承受了精神的痛苦，并且身体力行的证明加拿大“机遇之国”的生活远非一帆风顺。

《高度》健康贴士

融入和经济是捆绑移民手脚的两大主要因素。专业知识不够、语言能力不足和西方工作经验等要求的诸种限制，让许多专业技术移民不能在自己的专长之内发挥作用，只能去做一些一般最基本的体力活，从而降低了收入的来源，精神得不到寄托，从而产生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下面几招帮助新移民更快融入，调节情绪，赶走心理疾病，健康生活。

• 有目标：既来之，则安之。移民要学会充实自己的生活，客观地设置要想取得的目标，不要眼高手低，也不要游手好闲。一个好的目标很重要。如果需要补充专业知识，那么就去学校读书，或者去相关专业当学徒，要为长久考虑。如果要投资去做小生意，那就踏踏实实，熟悉行情。当你想得到一件东西或者是想做某件事而未能成功时，不要一味强求，为了减少内心的失望，可以找一个适当的理由安慰自己。这样可以帮助你在挫折面前接受现实，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 保持沟通：人心最怕寂寞，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沟通是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每天留出时间和家人沟通，每周出去见见朋友，参加社团或者公益组织。把自己心中的烦恼向亲人或知心的朋友诉说甚至大哭一场。或者是用摔枕头，打沙袋等方式，把积压在内心的烦恼宣泄出来，这样也会有利于身心健康。但是要注意宣泄的对象，地点和场合方法也要适当，避免伤害别人。

• 有兴趣爱好：都说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其实快乐是自己找的。户外运动、看书写字、音乐烹饪……总有一个点可以让人心情愉悦。当情绪不好时，可以有意识地转移话题，或者做点别的事情：如听音乐、看电视、打球、下棋散步等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培养一个爱好，然后保持，长久以后，人就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成就。

• 有良好的休息：改善睡眠质量对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极大的作用。为了使晚上得到充足的休息，可以在睡前饮一杯加糖的热牛奶，据研究表明，能增加人体胰岛素的分泌，增加氨酸进入脑细胞，促使人脑分泌睡眠的血清素；同时牛奶中含有微量吗啡样式物质，具有镇定安神作用，从而促使人体安稳入睡。睡前不宜有太重的思想负担，上床后就不要东想西想。

最后要注意，如果精神疾病比较严重，自我调节已经没有效果的时候，看心理医生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千万别自己熬着，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文/Icy Shui 本文由高度周刊Rise Weekly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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